日前，一桩罕见的笔墨官司引发了不小的关注：《人物》杂志发表声明，强调《外卖骑手，困在系统里》是原创稿件，指责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孙萍以“原作者”“原始研究者”的身份出席讲座、公开活动等；而孙萍则反驳“本人从来没有在任何场合、任何地点、任何时间说过这篇文章是本人写的”。

　　根据杂志列举的证据，学者曾经以“原作者”“原始研究者”“基于孙萍的研究结论”“基于孙萍的田野研究”等等头衔和说法出现在公共场合，在杂志看来是抹杀了报道写作者的创作。

　　这篇报道全文21570字，涉及孙萍的访谈及相关论文中的细节和故事5处，论点11处，共约1586字。平心而论，不到10%的比例，如果冠以了“原作者”的说法，确实是有点夸张了。

　　孙萍虽然在一些场合澄清过这种说法，但从杂志公布的各项证据看，类似的表述过多，“澄之不清”，可能还是对公众形成了一定误导。

　　不过，要简单为这起官司下一个裁判倒也并不容易。“原作者”这种说法固然夸张，“原始研究者”云云，不像论文的第一作者这种署名，威九国际官，其实也是一种非常模糊的说法。像“基于孙萍的研究结论”这种，更是充满了灰色的空间，是多大程度“基于”呢？虽然字数只占10%，但要仔细厘清学者贡献多少，只怕需要非常细致的功夫。

　　事件的本质，倒更像是一种文章爆火之后的副产品和副作用之间的冲突。所谓副产品，即一位学者借此机会爆得大名，毋庸置疑也由此获得了名利——从公开的信息能看到，她此后一系列活动和出书等，几乎都得到了这篇文章的加持和助推。但副作用则是由此文章的“归属”变得暧昧，威九国际官，这引发了原文作者和杂志社的不满。

　　从新闻行业本身来说，记者写作和专家观点其实是互相成就、共生共荣的关系。深度报道如果缺乏相应的学术观点支撑，必然会显得单薄和说服力不足，采访专家由此成为很多新闻写作不可或缺的一环。何况很多接受采访的专家其实都是无偿的，他们的贡献绝不能抹杀。

　　对于专家来说，接受媒体采访可以传播自己的研究成果、获得更高的知名度。更高的知名度对于学者的学术生涯以及社会活动来说，当然是一种巨大的“好处”。这毋庸讳言，也没什么值得批评，学者和杂志社在这一点上没有区别，对于任何一种“内容生产者”来说，追求影响力都是正常的，也是应当的。

　　但本应该成为佳话的事，最后却沦为了相互指责，或许也在于这篇文章实在是热度太高了，以至于当事人带来了远超一般的名利，“势利使人争”，威九国际官，结果对于如何把握尺度却有些进退失据。

　　不像论文的作者排名有着很严谨的标记意义，新闻报道和专家意见之间“著作权伦理”确实是模糊的。记者和学者怎么清晰区分、定义各自的贡献，大多数报道都不会遇到这个问题，但出现“爆款”时，这种常见的利益分配困境也就出现了。

　　这或许也是给行业和社会提了一个醒，在今后遇到类似情况时，媒体和专家是否应该有清晰的约定？而一些社会活动和推介宣传，是否要准确界定当事人和作品之间的关系，不妨“先小人后君子”？这些新课题，都会随着这起事件被抛出来。

　　就像现在人们常说要“提高新闻素养”，这些或许也是“新闻素养”的一部分：人们能更看清新闻的生产机制，能准确辨别新闻作品背后记者、编辑、专家等角色的贡献，给各方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。